昨天听了李开复博士的讲座，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的：“墓志铭测试”。讲的是和人生的目标和最终价值的确定。假如你要给自己留一句话来表达自己，你希望写什么作为你的墓志铭，那么这就是你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想想自己做一个测试，希望是做了一项事业，拥有一项专长，具有一种爱好。
     人生风云变幻，我现在想好的不见得就是能实现的。但是多经历，多尝试，才会有收获，有成长。希望自己定下决心，把那墓志铭做好。现在就开始努力去做这个需要用一生来回答的问题。

     挫折是人生道路上的一面砖墙，它不足以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它能做的是迫使我们向自己证明那超越砖墙，证明得到后面的宝藏和风景有多珍贵，以此来检验我们的勇气和真诚。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词长于情也深于情，短处是有的时候过于直抒胸臆，显得浅了，反而没有多少余味。比如这一阙，就有点这个毛病。但有了第一句话，整个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实在是令人哑然。小时候看红楼，从不愿意去碰后40回。不是瞧不起高鹗，而是没办法接受：怎么那么好好儿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变作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来读书，看到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有的名字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在水上的。那些波澜和涟漪，在当时看来是惊心动魄，而长江滚滚，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流过，终无迹。

　　碧血剑在金庸的书里不是最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间接写到的那一段历史，却与甲申三百年祭不谋而合。最不能忘的情节，居然是李岩从容自尽前吟唱的那首歌：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时的心境又如何？是否想起了初见时君臣相得的礼遇和挣一个太平天下的夙愿？漆黑一片的世界里，有喑哑的胡琴声响起：神机妙算刘伯文，料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庭，文武百官命归阴。昨日的一缕英魂，今日的万里长城……

　　想起了另一首词，文征明写的：“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这个“飞”指的便是岳飞。他是看到当初高宗给岳飞的手谕，亲切温和，推心置腹，如对家人，因而有感而发。悲剧往往都是这样没有征兆的开始，而种子已深埋在初见的那一刻。隆中初见，羽扇纶巾，笑谈中三分天下；再见时已是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壮志未酬身先死。西厢初见，风流不用千金买，月影花移玉人来；再见时却是弃掷今何在，悔教夫婿觅封侯。梁山初见，天罡地煞席卷天下，那一派豪侠风光令人血脉偾张；及至再见，听潮而圆，遇信而寂，寥儿洼招魂幡动，依稀鬼哭。金屋初见，千娇百媚，永世相守，而色衰爱驰之日，终于千金难买长门赋；华清池中温泉水滑，长生殿里夜半私语，又有谁会料到结局是马隗坡前数丈白绫、一抔黄土？

　　年少的意气风发，最初的感动和梦想，在时间的浸润下渐渐磨灭；一见如故的亲切，山盟海誓的诺言，只剩下一个依稀的背影。朋友是用来出卖的，情感是用来遗忘的，美丽是用来摧毁的，忠诚是用来背叛的……金甲的战神披着天边的彩霞在故事中定格成永恒的记忆，猜得中绚烂的开头，又有谁见到了那早已注定的结尾？

　　初见，惊艳。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

 

     听了MR.H的经典选读课，讲解Adam·Przeworski的《民主与市场》，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显示了博弈论作为策略分析工具的强大作用，这里讲述了中间派（温和派）主导下的改革策略，其中决策树如下：(见附图)

     作为我们的温和派，在思考是否要进行一次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他希望通过更加温和的改革，一个美好愿望中的示好过程，推进社会发展进程，试图得到BDIC的（开放，配合）的最佳策略均衡。其具体偏好为：BDIC(更温和的合作)>SDIC（维持现状）>NDIC（更严厉的对抗）>TANSITION（转型）>INSURRECTION(起义)。（第四和第三或第二的排序值得商榷，但应基本排除温和派是披着羊皮的民主派的可能性。）而对于对手的反对派的基本偏好为：TANSITION>BDIC>INSURRECTION>SDIC>NDIC。（第二和第三的排序是可以再商榷的，需要判断他们对于U(INSURRECTION)的充分理解，以致于他们对此产生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因此，在此策略下，作为起始方的温和派，他的策略选择就是需要以一个具有充分置信的的r来逼迫反对派放弃选择更为激进的措施——“组织”略，而主动选择“进入”策略。迫使他们达到温和派主导下的满意的BDIC，这个对于反对派虽然不是最优选择，但仍可作为次优或是中间的可接受选择，毕竟是优于NDIC的最坏结局的，甚至也可以认为优于SDIC的初始点。
     一旦那个r变得不可置信或是反对派对于U(INSURRECTION)的期望非常的高，以致于他们愿意铤而走险的时候，这个时候起始的温和派就应该充分的判断局势，停止起始的改革，直接选择走向SDIC，不去做任何的示好。因为示好是需要有底牌的，一旦你的r变得不可置信，也就意味着你就失去了示好的本钱。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示好只会使得你走向你的第四或第五排位的结局，使得结局出乎原始预定的美好结局，而且坏过你原始的境遇。
     示好本来是一个友善的姿态，而且是真心的希望两者共同变得更好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是事与愿违，现实总是这样的残酷，当你表现了友好的姿态，现实的对手给你的回报却是更加残酷的策略，直至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个时候选择示好的时机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温和派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掌握最大限度的r，和对于反对派的U(INSURRECTION)的期望有着清醒而准确的认识，一旦发现你的对手过于执着于偏好，没有足够的政治成熟度和制度化的制约的时候，是绝对不能采取示好的措施的，因为这无异于自毁长城。示好这个本来充满这温情与善良的姿态，若想有真正的效果就需要配合足够的实力来作为后盾，但其实当你有了足够的后盾的时候却很难有足够的动机去示好，除非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敌人或是第三种目标和偏好。否则，这始终是一个足够强的悖论，使得善意的表达换来恶意的回报，使得我们的在想象中美好的愿景的行为，到头来只会被人们认为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放到现实总是毁得到那样的残酷的结果。但我们还是需要认识这种悖论的情景，使得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中庸，以致于不使得任何一方被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愿那种残酷的预期现实的结果在一个偶然是事件中或是不对称的信息中，霎那时间灰飞湮灭从此烟消云散吧。

     秋意袭来，“厄而尼诺”的广州九月的天气变得像十一月。听着外面潺潺的雨声，感到身上不停的向外辐射着体温，晚上也没有被子可以盖，夜里冻醒仿佛让人感觉回到北方，确实，让人倍感思念之情，同时也可以让人安静的思考了。
     也就是今儿上午，扛了几天终于觉得要添加一件衣服了，无奈发现放衣服的行李箱的锁却打不开了，也难怪那个箱子了，跟我混了四年，总也有坏的时候，不过我对这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锁的打开产生了选择，究竟要不要完全的彻底搞坏这把锁让我考虑了一会，因为这时候我仍然对这把锁的重新使用抱有一线希望，可惜修理了半天也不见有转好的迹象。于是想到一个办法，将上一层的隔层用刀割开，因为上一层很小而且容易打通，几乎毫不费力的就解决了问题。但回想一下那个很好的隔层本没错，而且从来都在正常的使用着，反倒是因为锁的不听使唤却导致了听话的隔层被牺牲，看着那被割坏了的隔层，我默然：在酷似社会的那个大箱子中，自己以后到底是隔层还是锁，或是那把刀，还是要取出的衣服？我还有其他的选择么？
     身后秋意袭来。。。。。。

      韩乔生最牛的一次解说: 7号球员夏普（Sharp）分球，传给9号队员，9号队员也叫夏普（Sharp），他们可能是兄弟。在足坛活跃着很多兄弟，比如荷兰的德波尔兄弟，爱尔兰的基恩兄弟。 好球，这个球传给10号传得非常好。咦，10号怎么也叫夏普（Sharp）。可能是这样的，外国球员印在球衣上的只是姓，这些球员都姓夏普（Sharp），就像韩国有很多球员都姓朴。 漂亮，10号连过两名队员，破门得分，11号上前祝贺，11号是——夏普（Sharp）？？？ （ 停顿好大一会）对不起，观众，夏普（Sharp）是印在球衣上赞助商的名字。
      好了，又一次调侃了一下韩老师。不过圆圆今天发这条消息给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笑话式的错误也又让我开心了半天。我记得韩老师好像这样说过。而且我非常有可能看了他闹了这个笑话的转播的那场比赛，但我仍然也不敢有十分的把握确认这是韩老师说的。不过韩老师被几乎全国的球迷调侃的时候，我觉得我仍然非常的尊重韩老师，而不会将这点无穷的放大，而且我（其实也包括很多人）也都发现许多不是韩老师的故事却被强加在韩老师身上，试问人谁无过？至少我觉得我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但韩老师变为众矢之的也绝非偶然（上百度搜搜“韩乔生语录”就知道了，许多不恰当的话语也随之而来了）。古人说：“墙倒众人推。”这话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人性的弱点与丑恶。
      反观现今中国社会，城市人歧视农村人，深圳人歧视河南人，我一直抱着几乎冷漠的态度冷眼旁观这畸形的景象，几乎不表达对此的看法。不过还好，基本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只不过与人见面的时候别人总问我是北京的还是山东的而已罢了。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分层（straification）的概念，讲述了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准。按照现今中国社会分化的原因，一部分可以看作是社会地位的差距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就是我说的人性的弱点造成的：众矢之的。更多的存在于心理的层面，其实很多人的晕轮效应是非常大的，无论是由于幸灾乐祸还是由于别有用心，他们将一些行为不合适或品德不端正的人的行为无限放大或是将人群的打击面无限放大，这才导致了这样的畸形的现象，一些无辜的人被歧视，同时另一些真正犯错的人却可以逃脱舆论的谴责。这种群体型的简单思维模式似乎是最普通中国人的一种通病，比如从人们的词汇中就可以体现这种情况：“革命”，中国人当作最为常用口号甚至说是思维模式了至少50年，但此中真正的符合意义的革命又有多少呢？“改革”，中国人在本世纪也讲了近30年，幸好现在却终于在一片改革的喧嚣中终于听到了“反思”的呐喊。过去我们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甚至也推论了在任何事情上都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认为如此简单的思维是完全丢弃了我们古人留下的伟大的“中庸”的大智慧。黑与白是否应该对立分明，其实大部分的区域是灰色，而且也存在的浅灰和深灰等等一系列的色彩。同样的道理，一些人的错误在对象上被无限的放大也同样是这种最低级的思维模式的表现。很多人的思维（尤以普通大众）总是容易被最为简单但是却最不时宜的眼光来对待我们的事物与我们自己，这样的错误继续下去就会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最终必将伤害自己。
      韩老师的敬业精神在央视的主持人里面是数一数二的，其每场解说的话语总量是远远超越旁人的，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解说的越多，出现的错误也就越多，但其实最终还是为了观众好。另外韩老师资历也算是很老了，但仍然非常的谦虚，非常的尊重观众与其他的评论员，对待嘉宾从来都是敬语（这点完全展现了个人的涵养），从来不自以为是的妄自评论球员或球队，更不会像某些人解说观点前后不一致，不会像变色龙一样的见风使舵随意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些都让我非常的欣赏。但是韩老师我优点很少有人讲，而缺点却被人调侃甚至被许多人主张将他驱逐出足球的评论岗位。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真的是令我无言以对，而相似的悲剧却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一次次的反复上演。
      “夏普事件”（Sharp's Situation，姑且这样称呼它吧）这种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悲剧确实会让每个清醒的、有良知的人们黯然神伤。而与此同时另一场悲剧却也正在上演，因为那些正在为边缘化了别人而感到沾沾自喜的人们可能忘记了：当他们边缘化别人的同时，也恰恰是他们边缘化自己的开始。

      静静的听着华仔的《17岁》，静静的看着它由TVB播放的MTV，悠扬的旋律和经典的画面带着观众酣畅淋漓的回忆了华仔的成长历程，让观众看到了一个青涩的少年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最终成为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偶像的一段如歌岁月。我很欣赏华仔，所以英文名字也收他的影响叫Andy。冷静客观的分析，华仔其实没有任何一项特别出众的东西，但是出道二十年，他可以从小配角演到影帝，从拍小小的电视剧到拍不朽的经典电影，从第一张唱片到第一个音乐奖，步步为营，坚韧不拔，终于使得他成为“完美”一词的代言人。他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对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每个人都谦虚亲和的态度始终是我们做人做事中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从他的身上，可以真真切切的验证那句话：一个人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
      晚上第N遍的看《肖申克的救赎》，一部伟大的电影，一部无冕之王式的经典。故事的主人公也叫Andy，是著名影星Tim Robins主演的，这位Andy是虚构但可信的小说中的人物，他是一位被冤枉的青年才俊，被判两个无期徒刑，羁押在肖申克监狱－－一个贪污腐败的黑狱。Andy凭着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把握住合适的时机取得了同伴和狱方的信任，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救赎着自己。在冤情不可翻案的时候，在山穷水尽之时，Andy凭着沉潜内敛的性格和水滴石穿的韧性，通过自己多年，每天只能挖掉一杯土的积累，日复一日19年，终于挖出了一个的越狱的地道。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Andy在爬了近500码的污浊不堪的排水管后，终于可以在自由的大雨中洗尽了自己的污浊，仿佛是他走出19年噩梦般的风暴一样，Andy走出了自己的救赎之路。Andy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人只能两选一，忙着生存或忙着死去。我看到了Andy对不公的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没有被体制同化，更没有被命运击垮。Andy就是这样的一种鸟儿，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两个Andy，两种命运，一种榜样，一种态度。

      3号11点到18点，我二次进“钱柜”，按照我的习惯，除了好朋友或是牛人之约，我是不会去K歌的。这次也不例外，郑肥仔拿到了思科的OFFER，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郑肥仔“穿过熊熊烈火，毫发无伤"，以后可能就会游历各地，见面机会不会很多了，因此即使是瓢泼大雨，我们仍然风雨无阻的赶去"钱柜"送钱了。去唱K的人有6位，去了交流一下才发现W拿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读研OFFER，很快就能和他老婆团聚，也许另一个就是我了，我也拿到了中大政治学读研的OFFER，五一前还比较漂亮的和招行解约，另外几位牛人也都是肥仔的好友或是学长，气氛也非常的轻松，因此这次K歌当然非常开心了。本打算这篇日记就写到这，说说一些诸如麦霸之类的事情玩笑一下就算了。但是突然看到郑肥仔的力作《毒瘾，或者一种生命模式 》（ 2006-05-03 22:56:11 | 作者: zxygentoo ）颇有同感，其中有段话：“记得在哪本书上读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人是分三种的：
A种人：长大之后就没变过，或者说根本就从来没长大过，基本可以称之为“废人”。
B种人：起起伏伏，时而清醒奋斗，时而随波逐流，最后停在某个地方，这类人应该最多。
C种人：永远在追求一些东西，直到生命让他们停下。
也许听起来第三种人挺好，可是其实对这些人来说生命根本就是一个高峰体验的序列，他们获得刺激和满足感的阈值被抬得越来越高，酒越喝越不容易醉，步越跑就能跑得越远，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就需要更刺激更困难更有挑战的事情来做，这其实根本就是一种吸毒者的生活，只是海洛因被一种不会直接伤害肌体的东西替代了。而理想主义者们往往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
      分析郑肥仔的话说的很爽，概括他的“毒瘾理论”在我看来就是管理学中的“棘轮效应”的另一种更为生动合理的解释，一个只进不退的缓和发展过程。在体制内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对于我来说，一个刚刚可以透过门缝窥探政治学殿堂的新手来说，却可以联系到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火种－－人们期望与现实的缺口。

      孔子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一个社会在传统的社会中，具有长期确立的权威模式和简单但有效的经济，对少数人的制约体制也比较成型，因此是不太容易惹上不稳定的麻烦的。因为人们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生活，并不期望太多。同样，现代的具有理性的权威类型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是很少有暴力发生的。就是在两者之间，现代化的冲击颠覆着传统社会，而又未达到现在社会的完整结构的时候，这个社会中，各种思想、阶层、利益都在激烈的冲突着生活方式和政治体系，使得人们迷惘，焦虑，分裂，以至于寻求体制化之外的东西来刺激自己与社会的神经。托克维尔早在19C就指出：“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原因：当人们一直贫穷并受到压制时，他们对未来不抱希望，他们的生活虽然悲惨，但是平静。但当社会发展了，他们会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理想从此被唤醒。当他们不再满足他们自己目前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当他们像迅速改变目前的与理想中的平等的产生差距的时候，嫉妒，怨恨由此产生。在变革中，一些群体被边缘化了，一些人觉得被抛弃了，一些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一个社会处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的变化－－通常是向上发展的，但人们的期望不断的上升，而现实的发展又不能完全跟的上人们似乎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时候，期望与现实的缺口变得无法弥合的时候，产生了不断增加的挫折感的时候，潘多拉的魔盒至此打开。
      这样看似欣欣向荣的盛世，其实是潜伏着巨大危机的时期。不稳定的因素可能会就此爆发。政治学的话语结构里面，是不能完全认同经济学家的观点或是推论的。对于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在现今我中国社会似乎遇到了对手，朗咸平的立场之所以得到大多数普通民众（至少是大多数网民）的支持，其实是政治学的语境时代的来临的信号。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尊敬的郭老师问了我有关反思改革的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改革是必选的，但道路似乎是可选的。如何能够使得社会转型过程中痛苦的最小化，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并践行的问题。

　　我们说过，悖论只存在于逻辑中，现实中不大会出现。但是有些社会现象还是很有悖论色彩的。
      比如有这样一种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声名狼藉，另一方面却又常常被人这样那样地运用，这就是“破窗理论”。
      法国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提出了“破窗理论”(但他本人并不支持这个理论，相反，他总结它正是为了批判)：一个小痞子砸碎了理发店玻璃窗，这一恶行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师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出商机，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这样算来，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只是一次性的(只打碎那几块玻璃)，可是他给社会带来的机会却是连锁性的(玻璃生产商、原料供应商、挖沙人、运输者……都得到了工作)。结论是：打碎一块玻璃，提供了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用前面的例子说，这个交换很“划算”。因此，不良少年是社会的恩人，而不是罪犯。
      大多数人都能指出其荒谬之处，如果破坏他人财物是好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惩治这类犯罪呢？倒是应该给他们奖励才是。如果那样，这个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而且，理发师的窗户被打碎了，他需要安装一扇新的窗户，他要动用一笔额外的费用。这笔费用本来可能是打算购买衣服的。但是新的窗户代替了衣服，也就是说玻璃生产商得到的正是裁缝所失去的。社会净福利依然没有什么增加，不良少年依然是危险分子。
      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却信奉经过变形的“破窗理论”，比如我们都听过关于“假日经济”(节日放长假可以拉动GDP上升百分之几)、“洪水经济”(发洪水有利于扩大内需)之类高论，就连美国出了“9·１1”事件，也有人认为，这有可能成为拉动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复苏的机会。
      “破窗理论”的谬误，根源在于不知道“资源是稀缺的”，在一个地方没有必要地消耗资源，在另一个地方就要闹资源短缺。你把全世界的窗户都砸掉，做玻璃的当然是发财了，可做衣服的却都饿死了。做玻璃的没有衣服穿，早晚也得冻死。况且，做衣服的不买粮食，食品店老板没有生意做，种地的农民也卖不出粮食，所以也没钱买别的……换言之，你不能计算收益时用“连锁性”，而计算成本时就忘了这一点。
      “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他们炮制的“鼓励消费理论”、“假日经济理论”、“拉动需求理论”，都是半个世纪前“破窗理论”的翻版。照他们的逻辑，只要铺张浪费，或者以逸待劳，每星期多放几天假，每年多搞几场体育赛事，经济发展仿佛就会如虎添翼。
　　启示：用一句话简单总结“破窗理论”的“精髓”，那就是“坏事变好事”。如曼德维尔在《蜜蜂的传说》中宣称的那样：个人的恶行对公众来说是一种美德。奢侈腐化的社会享受极大的繁荣，而勤俭的社会将饱受经济萧条的折磨，结论是“纯粹的美德不能为国家带来繁荣”。面对这样的结论，不得不使得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理论是如何被扭曲的。

 

考研后忙碌一周，伴随两次深度嗜睡，莫名的迷惘生于心头。五年规划，在一个既定的假设被动摇的时候顷刻间被质疑。难道我也有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的问题？还是Z说的自我压迫症倾向？还是S说的做事谨慎稳健？我自己都不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答案，可能三者都有吧。最初使我惊讶的，在于对自身定位和自身承诺的坚定性，这点是我规划的基石，Y的黯然泪下使我瞬间急速反思我自己，这些是否是不可撼动的。回归反思，然后前行。

    这几天假想面试的情景，胡思乱想之后想到老师怎么判断一个人的人品？问什么？一次面试判断人是否说谎或是道德的问题来判断优劣似乎是很难的，哪是否会问又什么爱好以此折射性格？现在放下复试的问题，我自己分析了一下自己的爱好，由此看看是否可以折射性格。
    首先，我喜欢看电影，尤以政治性，伦理性，现实性的电影为主，大到记录历史的沧桑巨变，小到不屈不挠的向命运抗争的边缘人物，只要是和人们的真实生活贴近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电影我都喜欢。
    然后，我喜欢打桥牌，桥牌是一个最能体现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结合的一项游戏，最贴近“最优化”的现实生活。先举两个有曾经喜欢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游戏，例如：象棋代表了完全的平等，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资源和均等的机会，此时的胜负关键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素质高低，这个当然代表一个最完美的社会，代表了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与渴望，这也是象棋长久以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再说说21点，21点代表了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倾向。每次的实力基本是由随机的分配产生的，这个一方面可以代表人与人之间天生的在家庭、宗教、智商等天资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逾越的。而在此条件下产生的竞争性游戏必然会使得很多人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输在了起跑线上。另外剩下的人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之后，最终的结局还是胜者的通吃，而且游戏只有一个胜者，其他都是输家，即便是说虽败尤荣的人也会产生无尽的遗憾，因为在他尽了全力之后，发现仍然比别人有一些不可弥补的差距，虽然有时候可以靠自己的勇气和执着来使得别人pass，但终究不是实力上的原因，而且长此以往，多次博弈的结果会使得这样侥幸取胜的筹码也终究会全部失去。这样的游戏真的是充分展现了现代社会最残酷最现实的的一面，让玩家充分体会到真实中的遗憾与迷惘。
    由此再说我喜欢的桥牌，之所以说它是最能体现理想化的现实生活是因为它中庸与象棋与21点的两个极端，首先它承认人的天资禀赋等现实的差距，因为它的每一盘都由随机分配产生的牌产生，由此具有的牌力与牌型都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使得双方在决定叫品和攻守方的时候会量力而行，但这并不代表强牌即使赢了定约就一定可以赢IMP或VP（最终判断胜负的分数）。因为判断真正的胜负标准是双方依照自己的牌力能取得的最优定约，或者说是按照每盘居于平均战绩的标准来判断你的胜负。这就使得每个人都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最优化，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而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天资禀赋才能算的上真正的胜者。当然桥牌还蕴涵了信息不对称和互相竞争的内容在里面，比如，游戏是四个人（四家）分作对立的双方，作为搭档出现的两家是需要互通牌力的，通过叫牌，即承诺完成的定约来完成的。这时候按照精确叫牌体系，叫牌可以说是完全的符号化了，作为信息语言每个叫品都存在它特定意义下的涵义，在此双方在叫牌的竞争过程中已经拉开了打牌的序幕，桥牌的英文是Bridge，桥作为连接交通的作用，就在于同伴间的信息沟通和相互默契来体现协作精神，通过叫牌，出牌而建设一个又一个无形的桥，这些桥建设的越好越通畅，桥牌的乐趣也就越大，桥牌的智慧就融于此间。但我最想说的是我喜欢桥牌代表的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向命运抗争的精神，一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种公平平等和Rocky式的真正的英雄精神。

     

最能体现赵匡胤这位好汉英雄欺人性格的举动，就是对南唐的征伐。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绝对辉煌的篇章。不过，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又是个绝对低能、弱智，看不出任何政治智慧与才能的可怜虫。南唐政权曾经长时间在宋朝面前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但是赵匡胤准备完成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毁灭南唐的战争。战争开始后，李煜派来的使节质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赵匡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那句直到今天还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头脑的著名格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中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从而，完成了赵匡胤这位江湖好汉成为帝王之后的性格塑造，也由此奠定了大宋帝国立国的基本国策。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汉朝的四百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只有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和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去，才能够找到答案。

民族其实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当然这个群体一般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这个群体利益受到其他群体危害、或者想危害其他群体获得利益时，为这些行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被这个群体尊敬，就是民族英雄。
　　　　
　　　　不同民族之间利益有冲突。如果冲突发生，不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人而又不受伤害的只是极少数人。在网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无意理解受害的痛苦，也不会为受害者解决什么问题。但他们改变不了受害者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事实。
　　　　
　　　　那么，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可以站在本民族立场上不择手段的伤害他族才是最好的选择？并不见得。实际在人类历史上，人类不但可以和平相处，而且和平相处共同合作得到的益处比互相伤害大得多。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不是动物不同物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是通过宗教、道德等各种因素使得社会分工合作，民族互相融合。
　　　　
　　　　如果承认这个这个道理。民族英雄的基本上标准应该是这样的：以汉族为例，汉族有自己生存权力，但没有侵害其它民族生存的权力。五胡时代，冉闽将军在民族冲突中灭绝了整个外来的竭族，虽然是为汉族抵抗外族，但连无辜的百姓也屠杀，我个人并不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同样他们也不认为唐代在西域侵略扩张的人是民族英雄。但宋代岳飞、汉代卫青、霍去病等人是在汉族人民生存权力受到严重危害时奋起反抗，所以的确是民族英雄。
　　　　
　　　　当然如果不承认这个道理，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尊敬人类生命价值的准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金兀术自然和岳飞没有道德区别了。希特勒成吉思汗这些杀人恶魔也自然可以成为民族英雄现在。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认为希特勒是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已经让他们认识到，希特勒的行为是不符合德国人利益的。这当然也包括他们对其它国家人民生命价值的尊敬。
　　　　
　　　　我自己以这个为标准，划分和绝对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界线，如果中国或汉族生存或平等权力受到侵害，那么我坚决站在本民族利益立场上。为此曾被指责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主张中国或汉族侵害他人，我也坚决反对。我在网上也多次被称为”卖国贼“(民族虚无主义者)。
　　　　
　　　　让我惊奇的是，有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是出於对其它民族生命价值的尊敬，而是出於对本民族人民生命价值的蔑视。
　　　　
　　　　对岳飞的观点，实际上反映对某个民族的感情。当你喜欢这个民族，自然为了增加民族凝聚力，争取用岳飞精神在下一次民族冲突中用团结增加自己的力量，免受危害。当你不喜欢这个民族，或者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其它民族上，自然也不喜欢为这个民族做贡献的人。
　　　　
　　　　感情一般是不能勉强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受过迫害的不少，恨屋极鸟，认为中国人是劣等人，痛恨整个民族的也不少。如果他们对现在中国人被屠杀几百万、或者几千万都无所谓的话，那古代汉族被金人屠杀几百万、被蒙古人屠杀几千万，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可能对岳飞、文天祥有好感？
　　　　
　　　　其实这也是个对人生命价值的不同看法。现代中国对人命价值不太重视，岳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金兀术屠杀抢劫自然就没有多大分别了。只不过，这是中国比较特殊的社会现象，当持有这种价值观时，最好不要自称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否则容易把人家给糟蹋了。
　　　　
　　　　宋金战争时，女真人没有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生活贫困，抢劫物质丰富的汉族财富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他们讲的阿尔泰语言和汉语差别比英语还大，对汉人屠杀抢劫毫不留情，这是典型的两一些个民族冲突，汉人保护自己不得力，履遭痛苦，当岳飞等人的军队取得一些成功时，遭受痛苦的百姓自然尊敬他为英雄。这是典型的汉族民族英雄。其它民族，如果尊敬汉族人民生命价值，也会尊敬岳飞为英雄，同样，汉族人如果尊敬其它民族生命财产，也会尊敬其它民族的民族英雄。
　　　　
　　　　对生命价值观的不同看法，使民族英雄的概念有点模糊。金兀术带领女真人靠抢劫获得财富，如果能够占领全中国，使女真人成为中国的统治种族，恐怕也不会缺乏赞美为民族英雄的声音，当然，这些声音不会出於其它民族的受害者。
　　　　
　　　　其实，当时绝大多数侵入中原的女真后代，人已经被蒙古人屠杀灭绝，后来他们的另一个分支又用武力征服了中国，由於自己文明程度的落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学习了汉族的语言文化，成为中国人。而今天，人民已经和睦相处，甚至相互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族人民万幸不需要岳飞再对抗女真来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但是，并不是没有其它民族国家入侵的危胁。不过才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又遭日本、俄罗斯等外族野蛮入侵，中国人做的是八、九百年前做的类似的事情。岳飞被外族入侵的受害者尊敬，是很自然的。
　　　　
　　　　是否尊敬岳飞的事迹，实际上是否尊敬当时被屠杀被中国的百姓的生命价值。也是是否尊敬现代中国百姓生命的价值。 这实际上是个感情问题。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但奇怪的是，国内教科书的主编者，似乎并不尊敬中国的生命价值。这样的国家，社会矛盾激烈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