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磺岛家书》是我从看了它的预告片开始就一直翘首以盼的电影。因为它以最人性化的视角诠释了战争中的理智与情感,指挥官，奥运冠军，面包师，有着不同背景的军人的家书展示了人性温情的一面。尤其是人们最后时刻的家书，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时候无论这些人以后是被历史变为被人追悼的英雄，还是会变成被人们憎恨的屠夫都显得不是十分的重要。因为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尊重人的信念、忠诚、感情，以人性的角度去尝试超越“以战止战”的悖论逻辑。
     1945年2月，欧洲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去，日军在硫磺岛上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场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激战。硫磺岛是太平洋上一座由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火山岛，地形起伏，沟壑纵横，悬崖峭壁临海高耸。只有20余平方公里，北部是一片错落起伏的高地，由一系列小山岗和陡峭的峡谷构成。小山岗高程大多百米左右，地形复杂，可伏重兵。南部地势低平，有一小片被梯状台地逼住的海滩，勉强可作登陆场。除此以外，全岛没有任何可供船舶停靠的锚地或港湾。硫磺岛虽是弹丸小岛，却处在战略要塞。它正当东京与美军新占领的塞班岛之间，距两地各约1200公里。美军占领塞班岛以后，一直以塞班岛为基地空袭东京。但因硫磺岛的报警作用，美军对东京的空袭一直效果不佳。驻硫磺岛的日军战斗机还不时升空拦截，冲散美国机群。为总攻日本，美军势必要夺占硫磺岛。而为东京安全，日军也势必要死守硫磺岛。结果，这座杳无人迹的小小火山岛，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就成为日美必争之地。
     在此之前，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的塞班岛坚守的海军和空军主力已经被美军基本全歼，日军的硫磺岛已经是一座孤悬海外的小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甚至连坦克和飞机的需要的零件和石油都短缺至极。按照正常的逻辑，在此坚守似乎是败局已定，困兽犹斗只能是增加双方的伤亡，而对于整个战局的胜负没有任何的价值，似乎是一场没有意义的顽抗。

     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关于硫磺岛的传奇（saga）就此开始书写。
     历史上小笠原兵团的栗林中将采取的防守策略就是把美军拉入阵地战的泥沼，耐心地造成美军的大出血。他很明白硫磺岛最终是守不住的，唯一目的就是尽量增加美军的伤亡，而使美军对和日本继续进行战斗产生畏惧，同时为本土的继续准备进行的“玉碎战”争取了宝贵时间。他达到了目的，此战也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各大夺岛作战中，唯一伤亡高于日军的战役，作为没有海空权，没有制空权也缺乏装甲部队和自动火器的日军来说，达到这个目的，战术角度非常不简单。这一战小小的硫磺岛，让双方付出了四万七千人的伤亡（日军两万一千，美军两万六千），也确实从美军原先预计的5天完成战争变成了36天的最终日军弹尽粮绝才结束了的厮杀。然而这种血腥的战争，并没能阻止盟军继续前进的脚步，日军在必然战败情况下无意义的疯狂，只是让美军在此后使用大杀伤力武器如原子弹时更少了一些阻力。从这个角度说，栗林的使命，在另一种层面上是失败的，与他在影片中表现的原先愿望正好相反。
     显然这是美军的逻辑，但是这位栗林中将仍然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因为他们在力量悬殊的对抗中，以两万多的兵力抵挡了具有全面优势的六万多美军的进攻一月多，给与美军最大程度上的攻击，也使得美国人重新认识了对日的本土作战的可能代价，用最快速的方法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在双方的价值观上，都信任“坚持正义，就是真正的正义”。虽然我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在硫黄岛的每位战士，在这场战斗中无论是哪方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似乎这就是人心底的那种所谓的对忠诚信念的崇敬。
     当然，胜利者是容易原谅被他们击败的侵略者的，而被这些侵略者侵略的一方就不会那么宽容，如果不从人的最高价值来判断的话，就永远会陷入在不肯原谅和拒绝道歉的困境中。
     对于一个留美的高级军官来说，栗林等这些人从心里面是绝对不愿意与美国开战的，因为他们可能深刻的体会到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以及丰富的资源，从力量上看，日本在二战中至多就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划洋而治，取得暂时性的亚太优势，严格的说当时还不具备争霸的实力，而在那种态势下，任何大国都不能置身于外，为什么？因为你在别人眼中也会是一个必须要判断的筹码。
     这时候敌我的判断就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了，如果人们都以胜负的零和游戏为基本思路范式的话，就像QJ说的那样：有些人，即使不成为敌人，也很难成为朋友。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双赢的局面，因此，你越是强大，你也就越会感觉你不安全，也许这就是所谓安全的悖论吧。而我们就算解决不了那困局，因为毕竟绝大多数人在战争中都是受害者，形势所迫使得兄弟反目，你死我活；但仍可以怀着以最有人情味的关怀来补偿，《硫磺岛家书》就是在这方面做的一个尝试，这也就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大到国家，如果某位政治家被人称为著名的诗人，或是说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那就说明了这个国家的运作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理想主义过于泛滥，王安石的诗人气质过于浓烈，相比于同时代的司马光在治理国家方面就逊色了许多，同样类比李煜和赵匡胤，宋徽宗和金太宗，艺术天才与政治天才之间在政治层面上的不对称的较量，使得艺术天才变得不堪一击，甚至可以说境遇是悲惨之极。原因是：世界的灰的，而他们认为是黑白分明的或是绚丽多彩的，当认知发生错误的时候，越是勤勉就显得越偏失了轨道。
     小到处事，我始终认为浪漫主义可能较为容易容易走极端，比如我们常说的 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当然我也认为需要有立场也需要分明，但是不是需要看何时表面自己的立场，何时表明自己的分明。有句话叫：难的糊涂。原因就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另外一点就是理想主义的宽容精神的消失，老子的思 想比起孔子的思想显得更为深邃的原因就是老子在3000年前就教导人们要收敛要 谦下要柔弱，而孔子教导的是要直接要入世要坚定，而这也就是简明的对比出了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碰撞，应该是前者更为可行，而后者过于浪漫了，原因是现实是琐碎却关联的，而不是整块却分割的。
     读了算不上寒窗的十几年的书，觉得自己都快傻了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是需要换个角度来思考的。很多事情为什么推不动，原来是另一套 潜在的规则在制约它，而不是我们所接受的宣传或是解释的那套。那么如何去改变它，就要学会先适应它，再找到是否有合适的解决办法。正如很多女孩子，你只需要给她说结论就可以完全配上任何无关的理由就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形一样（不过我从来没这样对待过任何人），很多人其实是不怎么独立思考的，不管是他们不想还是不愿意，反正只要结论。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启发他们去思考，去自立去自省而不必苛求他们个个都自强，当然我没资格教育其他人，但是我和身边的朋友如果都是这样，那说明我们可能都成熟了一些，当人有了自己清晰独立而 接近正确的方向的判断的时候，同时具备了一定的适应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的时候，可能他（她）的生活状态就会好很多，这也是我的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644年3月19日晨，崇祯皇帝朱由检在遣散了三位皇子后含泪下诏，后宫众妃嫔统统自裁，随后他持剑巡视后宫，亲眼看着皇后和妃嫔们一一自杀，当他巡至寿宁宫时，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向他求救，朱由检突然悲怆的大吼一声“你为什么会生在我家”，举剑刺死了“掌上明珠”，此时，李自成农民军的喊杀声由远及近，翻墨般的黑云重重地笼罩在紫禁城上空，朱由检踉踉跄跄的爬上媒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仅34岁。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儿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清朝康熙朝时的名相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曾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277年的明朝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时代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有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荒嬉无度，近乎变态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争名份而与大臣誓不两立，打了多年口水仗的世宗朱厚熜，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钧，有为了荒淫无度而吞食红丸以致暴毙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于作木匠，迷恋自己乳母而不问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荒唐的历史同时还孳生出诸如王振、曹吉祥、刘瑾、江彬、钱宁、谷大用、严嵩、魏宗贤等几十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一句话：整个二十五史，没有像明朝这么胡闹的朝代。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是，依我之见，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在此五年之后，英国发生了以克伦威尔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这个曾被蒙古族统治达600年之久的国家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张之路，向北要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向西南要打开地中海出海口，向南要向封建中国这块肥肉动刀。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崇祯皇帝亲政之初首先要办的一件事情是铲除客氏和魏
　　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但是，此法对励精图治的历代帝王而言，并不新鲜，一是前朝的功过是非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从权术上而言，打倒一批旧的，再扶持一批新的，更利于控制，而更为重要的是，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确保皇家在物质利益上，也就是说在“国民动员”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治国理念自汉高祖刘邦始，历代帝王纷纷效法，谓之“王霸二道”，很类似于近代政治和外交中“胡萝卜加大棒”的意思，后朝帝王总结前朝帝王的得失总是基于此种理念：乱政和亡国皆因帝王大权旁落，汉朝的一代明君汉宣帝就曾因太子的柔韧和善良发出如此感慨：乱我政者，必太子也，因此，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对于明末江南的纺织业中是否已萌发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结论，虽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僚集团与工商业者之间业已存在着一种很类似于同期欧洲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即使在北方的山西商人也得益于明王朝“开中制”和“开中折色制”而在边塞贸易中崛起起来，现代商业组织的雏形也已显现，明初的大移民更是极大的推动了这种商业网络的编织和形成，如果当权者真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的话，新的商业文明的破茧而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万历十年(1582)七月抵达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应该是西方科技世界与封建中国亲密接触的第一人，其所进献的自鸣钟、《万国图志》等方物，使明神宗朱翊钧龙颜大悦，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也伴随着他的到来而传至国内(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便是由他口授，由徐光启编译的)，当时的许多高官显要如士大夫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精英人物都与其结交甚深，过从甚密，至于其他本土科学家们，也是成绩斐然，诸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作都反映了明末科技有了相当的进步，客观上来说，明末中国，官方及民间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基本上与同期的世界潮流保持着一致的步伐，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创新只局限于纯“智力”上的创新，僵化和封闭的“紫禁城”不愿也不敢让其与民间力量迅速结合起来，形成直接的强大的生产力，利玛窦只所以被封为钦天监，不是帝王们真想探索宇宙奥妙，纯粹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求神问天，占卜命运”服务而已，所有科技成果的归宿最后都只有一条——束之高阁，昏庸自私的明神宗朱翊钧对于西方科技的兴趣仅仅局限于自鸣钟的“好玩”之上，而一旦利玛窦们开始涉足于传教事务中时，封建王朝的神经便开始绷紧了。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欧洲诸封建王朝已开始受制于基于跨国贸易之上而产生的新兴的财富阶层，各个海洋国家要想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站稳脚跟，不得不一步步的依赖和鼓励这种阶层的存在和壮大，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国王会支持意大利人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并且屈尊与他签订了关于掠夺来的财宝按比例分成的契约，而中华帝国却会劳民伤财地派遣郑和去七下西洋，炫耀国威，终因耗费过大而不得不终止，从民间自发产生的先进西方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由于帝王惧怕“外通蛮夷”而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地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思竭虑地巩固王权的统治，其它能对王权进行挑战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避免藩镇割据、尾大不掉，避免外通“异族”，避免权臣功高盖主一直都是历代君主治国方略中最紧要和最警惕的事情，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他本想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的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首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也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花架子，隔靴搔痒而已。
　　说到崇祯的狼狈不堪，不能不让我想起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到他，概因二者都具有“末代”的特征，这位同样具有浓重“理想主义”情结的政治家同样引发了一场最终把自己埋葬的“雪崩”，但他与崇祯殚思竭虑，攫取绝对权力不同，而是反其道行之，
　　恨不得一夜之间完全赋予国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将庞大的官僚机构转变为“高效廉洁”的“小政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短期内丧失“强势地位”的政府无异于突然崩塌的大坝，失去了把握变革方向的能力，而“突然觉醒”的国民们更是无所适从，他始料未及的结局却是这样的：财阀和旧官僚迅速结合起来填补了政府缺位的权力真空，俄罗斯经济在一夜之间蜕变为“财阀经济”，以至于其后与财阀投桃报李，藕断丝连的叶利钦也很难有所作为——1996年他击败咄咄逼人的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而再次当选总统时，少不了俄罗斯七大财阀的鼎力支持，一个是试图牢牢地控制国民而丢掉了王朝，一个是试图彻底地解放国民而丢掉了国家，时代不一样，但是，结局却是一样的，对于任何想励精图治，建功立业的政治家来说，崇祯和戈尔巴乔夫的悲剧都殷鉴不远。由此，我们不得不庆幸多灾多难的中国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拥有像邓小平这样的治世之才，同样是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崩溃的社会，在他的手上却“妙手回春”，他一面保持强势政府对变革的主导权，又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民间的制度创造力，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均衡互动的关系，当苏东国家以西方经济学理论马首是瞻，将产权改革一夜之间进行到底时，而中国却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收益权、转让权进行分离，既保持了制度的连贯性，又为未来的制度安排埋下了伏笔，正如伯克(Edward burke)所言“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而笔者认为，邓小平正是深谙其中道理的超级政治家。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的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而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则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充分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而且更需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苛求崇祯具有现代治国理念，即使在明亡之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648年，欧洲诸列强们才刚刚结束了席卷欧洲的30年战争，极不情愿的坐在了威斯特伐利亚的谈判桌前，签订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多边安全条约，而乘坐五月花号的英国新教徒们也才在美洲大陆上生活了将近30年，这块所谓的新兴大陆离托克维尔所描绘的“美丽新世界”还相差近两百年，即使被历史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社会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也才在半个世纪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看来，在那铁桶一样封闭的年代登基的崇祯——这位非亡国之君注定要背上亡国之运了，而我们老大中国的制度变迁也注定要经历一段漫长、曲折和备受屈辱的历程。
　
 

孔子路过泰山脚下，有一个妇女在墓前哀伤地哭泣。孔子手扶车沿听她哭诉，并让
弟子黑色传奇问她缘由，妇女说：“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跟着被老虎咬死
，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
　　孔子说：“事情都过去了，又何必伤心？”
　　妇女说：“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繁重的苛捐杂税”；
　　孔子道：“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妇女说：“我怕失去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孔子于是对黑色传奇道：“小子识之，苛政虽猛于虎，然纳税人的荣誉牛B于苛政也！
”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则认为，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
税人”的荣誉。